堯育飛
最近，央視播出的紀錄片《桐城派》在學界引發熱議。這部紀錄片分《正聲初起》《開宗立派》《家家桐城》《中興之路》《古典余暉》五個篇章，講述了中國古代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的桐城派興衰變遷的恢弘歷程。
紀錄片的主線清晰表明：以曾國藩為核心的湖南士人集團，不僅是晚清政治的支柱，也是桐城派得以起死回生、并深刻影響中國近代文學走向的關鍵力量。桐城派與近代湖南文脈的關系，并非單向傳衍，而是一場因應近代變革的“雙向奔赴”。
姚鼐。資料圖
在京師：
湖南人遇見桐城文法
桐城派在清初到道光朝的一百多年時間里，與湖南關系甚淺。
清中前期，方苞立“義法”，劉大櫆主“神氣”，姚鼐集大成而分“義理、考據、辭章”以說文章，并通過《古文辭類纂》等著述創建了桐城派的文統。
然而，對于文壇上的桐城派運動，湖南大體置身之外。甚至乾隆年間姚鼐視學湖南，也不曾影響湖南的文風。彼時，兩湖尚未分闈，湖南士子還在為科考煎熬。即便嘉慶以后，湖南士人如何凌漢、陶澍等人脫穎而出，登上政治舞臺，學術卻始終牢籠于理學之中，不遑在文章上有特別的表現。
可以說，清嘉道以前，湖南和桐城派幾乎絕緣。然如王國維所言：“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咸以后之學新。”嘉道之際，正是中國學術與文學的關鍵變革期。姚鼐高足梅曾亮活躍于道光時期的京師文壇，而一大批日后注定要在歷史上書寫濃墨重彩篇章的湖南人，也恰恰在京城默默成長。政治地位不高的梅曾亮，以古文為號召悄悄影響了一批湖南人，這為以后桐城派的中興埋下了伏筆。
關于湖南人道光時期受梅曾亮古文法的情況，浙江仁和人邵懿辰（1810—1861年）在《孫芝房墓志銘》中寫道：“余曩居京師，私幸得交湖湘間士大夫，皆魁壘杰特、嗜古博學……梅郎中用文術友教京師，月一再會，談詩古文法，凡書冊所有與今時事得失相發者。余與君及曾侍郎先后間往與其會，飲食游處近十年，相與極歡。”在這篇為善化孫鼎臣（1819—1859年）所作墓志銘中，邵懿辰講述了他和曾國藩、孫鼎臣等人頻繁從梅曾亮學習文術，講論詩古文法的隱秘歷史。桐城文脈傳衍湖南，不妨從此論起。
紀錄片《桐城派》視頻截圖。
文章傳衍：
曾國藩與桐城法脈的繼承與改寫
當梅曾亮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離開京師，回到江南之際，曾國藩作《送梅伯言歸金陵三首》詩以送之。這組詩歌高度評價了梅曾亮在桐城派的地位，是所謂“方姚以后無孤詣，嘉道之間又一奇”。然而梅曾亮南歸，遠離文壇中心，如此文章造詣，將來誰傳衣缽？故曾國藩在詩的尾聯云：“兩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與誰？”明確提出桐城法脈未來誰屬的關鍵問題。
歷來喜歡講述譜系的人，無論是孟子、司馬遷，還是韓愈，在歷敘道統、文統之后，必然將譜系的未來歸結于“舍我其誰”，曾國藩也不例外。尤其是，曾國藩追求不朽的念頭甚熾，其京師日記反省自己作詩“只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看到何紹基的字“必傳千古”，心下更是焦慮萬分，而古文則是曾國藩揣摩后可以立言不朽的自覺選擇。
在率領湘軍東征的早期階段，戎馬倥傯，曾國藩無暇玩味文章義法。不過，夷考曾國藩軍中日記，仍可見他讀書不輟，大量閱讀桐城派典籍。有學者據日記考證，僅梅曾亮相關著述，曾國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十年的閱讀即達32次（謝海林《曾國藩與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之關系發微》）
曾國藩如此頻密閱讀桐城派典籍，始于咸豐九年（1859年），何以如此？一方面可說是軍務稍暇，另一方面當與曾國藩自覺擎起桐城派大纛有關。正在這一年，曾國藩寫下《歐陽生文集序》。此文在建構桐城派統系方面貢獻卓著。如果說姚鼐的《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標志著桐城派的建立，曾國藩的《歐陽生文集序》則繪就了桐城派中興的傳衍圖。
在《歐陽生文集序》中，曾國藩寫道：“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為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至此，曾國藩已將湖南人自覺不自覺靠攏學習桐城派的狀況和盤托出。曾國藩當然不會無緣無故號召湖南人歸附桐城派，他始終強調湖南人當接過桐城大纛。這便是文章后半部所云：“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咸豐兵燹以后，桐城派舊有勢力范圍生靈涂炭，而湖南則成為桐城文章傳衍的沃土。
由此可見，在勛位日盛之際，曾國藩并未忘記文統的濡化，反倒試圖借桐城派來完成士林的文學整合。只不過，曾國藩并非桐城派被動的接受者。他在揣摩桐城古文，追溯桐城淵源時，刻意強調湖南士人對桐城文統的繼承，實則意在為自己掙得文壇地位。后來文學史論述的“湘鄉派”的成立，正表明曾國藩這種文統再造策略的成功。
紀錄片《桐城派》海報。資料圖
挽救世運：
生生不息的湖南經世文章
曾國藩接過桐城文柄，高位主持詩教，深刻影響了桐城派此后的發展。然僅僅依賴勛位，依靠《歐陽生文集》的統系建構，并不足以奠定曾國藩在近代文章史上的卓絕地位。曾國藩實實在在培養出“曾門四大弟子”等，再造桐城派，乃在于他對桐城派有新的理論貢獻。
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曾國藩對桐城派理論做出重大修正，強調“文章與世變相因”。同治八年（1869年），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作《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明確提出了這一綱領性的主張：“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這就在姚鼐“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濟的基礎上，增添了“經濟”的因素。湖湘經世和事功的精神在此獲得新的意義，助推桐城派煥發生機。
曾國藩對桐城派理論的這一修改，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要古文不僅是載圣人之道的工具，更要成為解決現實社會危機、籌劃洋務、整軍經武的實用之學。后來錢穆認為桐城文章“尚有時世”正基于此立論。由于曾國藩的影響，在人才濟濟曾氏幕府中，才涌現出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這四位以古文著稱的“曾門四大弟子”。
不唯如此，曾國藩還敏銳指出，桐城前輩的文章雖有典則，但缺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故曾國藩有意提倡韓愈的文章，強調“雄奇瑰瑋”的文章境界。至于提倡的成效，新文學家朱自清如是說：“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卻能以深博的學問、弘通的見識、雄直的氣勢，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韓愈，而且勝過韓愈。他選了《經史百家雜鈔》，將經、史、子也收入選本里，讓學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統的一貫，眼光便比姚鼐遠大得多。”（朱自清《經典常談》）這段話不乏溢美的成分，然亦可見此期曾國藩強健桐城派文格的成效。
有鑒于此，黎庶昌在總結曾國藩的文學成就時說：“百余年來，流風相師，傳嬗賡續，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喪之患。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于一涂……豈非所謂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序》“繼韓歐陽”這是明代文壇盟主王世貞對歸有光的評價，黎庶昌以之譽曾國藩，似并不為過。
只是，中國近代是海水沸騰的激變時代。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桐城派被激進者貼上“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標簽。然而，若從長時段的歷史視角審視，桐城派經由湖南一脈的轉化，其精神內核已融入中國近代化進程。譬如吳汝綸在后期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將古文作為吸納新知識的容器；黎庶昌出使歐洲，寫成《西洋雜志》，以桐城文法記錄西方現代文明；薛福成的《觀巴黎油畫記》，既有桐城派的雅潔，又充滿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觀察與思考。這正是桐城派“熔鑄新舊”傳統在近代寫下的光輝篇章。
桐城派對近代中國和湖南文脈的影響還不止于此。學者王達敏曾言，“毛澤東在求學階段有六年時間浸潤于桐城之學，其思想、文藝觀念、審美趣味和創作風格等方面皆受到桐城派影響……1949年之后，桐城派結束了，但桐城之學中的一些元素則借助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文采風流而走進無數讀者的精神世界，從而曲折地得以存續。”（王達敏《毛澤東與桐城派》）可以說，桐城派與湖南近代文脈的關系是一場“雙向奔赴”。桐城派以其成熟的文章軌則滋養了湖南文人，讓近代湖南在中國文章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而湖南文人則以其經世務實之精神再造了桐城派，使其在王朝末世煥發了新的生機。
（作者系湖南大學中國古代非虛構文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編：劉暢暢
一審：劉暢暢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