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樹達
《楊樹達日記》，浙江古籍出版社。資料圖
《楊樹達日記》，浙江古籍出版社。資料圖
堯育飛
楊樹達（1885年—1956年），字遇夫，號積微，晚號耐林翁。師從梁啟超、葉德輝、胡元儀，1905年赴日留學，1911年武昌起義后歸國。曾供職于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清華學校、湖南大學、湖南師范學院等學校或機構，并于1950年11月被聘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學術委員，后為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楊樹達在語法學、修辭學、文字學、文獻學、史學等領域取得很高的成就。著有《詞詮》《高等國文法》《中國修辭學》《馬氏文通刊誤》《古書句讀釋例》《古書疑義舉例續補》《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中國文字學概要》《文字形義學》《論語疏證》《漢代婚喪禮俗考》等。
1937年8月2日，楊樹達在日記中寫道：“湖大送聘約來。”至此，這位遠游北京將近20年的著名學者正式回歸家鄉，來到湖南大學任教。
時間上溯至40年前的1897年冬天，湖南大學前身之一的時務學堂創辦，13歲的楊樹達考取入學，成為學堂最年輕的學生。
從時務學堂最年輕學生，到湖南大學著名教授，這40年于楊樹達而言好似一場遠游。他從湖南走出，回到湖南，不僅是落葉歸根，也源于他想把學問帶回湖南。
故鄉湖南，是理解楊樹達學術人生的重要窗口。
時務少年好身手
1938年4月29日下午，楊樹達沒有課，索性游覽岳麓山。
他穿過萬壽寺、白鶴泉，游覽了張輝瓚墓和蔡鍔墓。當天日記寫道：“張，留日時同學，蔡則時務同班生也。”人到中年的楊樹達，面對英年早逝同學的墓地，難免生出萬千感慨，日記中卻不見沉重的嘆息，只抄錄湖南老詩人劉善澤贈予他和曾運乾的詩，詩作頸聯云：“輸君早定千秋業，老我初添兩鬢華。”年華雖易逝，追求功業卻始終是近代有志氣的湖南人不變的目標。無論功過何如，蔡鍔和張輝瓚都已留名史冊。追慕朋輩盛業，楊樹達難免生發立言不朽的焦慮。
歷史證明，楊樹達最終實現了立言不朽的宏業。這位時務學堂最年輕的學生，日后同樣對同學構成“朋輩壓力”。曾任湖南大學教授的鐘佩箴，是楊樹達時務學堂時期的同學，晚年曾對兒子鐘叔河說：“人不可不立志。我碌碌無為，比同學少年，武如蔡艮寅（鍔），文如范源濂，作學問如楊樹達，搞政法如章世釗，都不啻云泥……汝當以我為戒。”鐘佩箴痛自貶抑，意在激勵兒子。然在老成的鐘佩箴看來，楊樹達已與時務學堂最杰出的學生蔡鍔、范源濂、章士釗等人一道名垂后世了。早于鐘佩箴，著名歷史學家謝國楨在《清代書院制度變遷考》中論及時務學堂歷史，同樣聲稱著籍者若蔡鍔、范源濂、楊樹達，于事業、學術皆有所建樹。
時務學堂，不僅為少年楊樹達奠定了高遠的人生目標，也為他打造了有力的人際網絡。日后楊樹達奔赴北京的教育部任教，是出自時務學堂的教育總長范源濂的援引。1927年12月，范源濂逝世，楊樹達親往天津范家吊唁，后贈以挽聯云：“敗而死有李君撫生，成而死有蔡君松坡，吾黨信多才，非公誰與抗手；不令子為漢之孟博，而令子為宋之希文，造物豈無意，胡為今不假年。”楊樹達視革命志士為“吾黨”，與在時務學堂受乃師梁啟超等人的影響不無關系。梁啟超死后，楊樹達撰公祭文，終生服膺梁氏之學。
時務學堂，還是陳寅恪與楊樹達學術友誼的媒介。楊樹達曾贈詩陳寅恪云：“朋交獨畏陳夫子，萬卷羅胸不肯忘。一別五年縈夢寐，辱知三世豈尋常。”所謂“辱知三世”，說的是陳寅恪祖父陳寶箴甄選時務學堂諸生時，楊樹達與乃兄楊樹穀聯袂與選，而校閱文字的又是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
對時務學堂之種種，楊樹達不免懷著深情，特別留心。他讀石醉六《六十年的我》，認為：“卷中記徐仁鑄、介石及蔡鍔入時務學堂，又言譚嗣同為學堂學監，語皆不實。蔡以陳右銘中丞之考試，與余兄弟同入堂，時在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冬間，徐尚未來湘也。譚為時務創辦人之一，何至為學監耶？”邵陽人劉達武編蔡鍔年譜，記蔡鍔在時務學堂事跡不確，楊樹達也要貽書指正。1932年12月12日日記記載劉善澤住在泰豫旅館，楊樹達特別注明“時務學堂故址也”。1933年1月7日，時務學堂同學懇親會在長沙大吉祥旅社舉行，楊樹達與同學周季凡等倡議為梁啟超“時務學堂故址”題字刻石。可以說，時務學堂，奠定了楊樹達學問與人生的氣象，而楊樹達對時務學堂也莫之或忘。
紹述湘學實證一脈
盡管愛得深沉，但對時務學堂諸公，楊樹達未必沒有微詞。如對熊希齡，楊樹達1934年5月19日日記云：“此公少年時辦時務學堂，余時年十二三，見其舉止不莊凝，心乃疑其不壽，今亦竟過六十。然身居高位，絕無遺愛在人，感其德者，皆瑣瑣姻婭。湖湘老輩獎學好士之風，于此公身體中殆不能發現一骭毛，宜吾湘人才之不振也。”楊樹達之不滿于熊希齡，乃在熊希齡身居高位，不無偏私，沒有發揚湖南老輩提攜后進的優良傳統。
在楊樹達自身，實在深受湖南老輩的教誨與厚愛。恩師葉德輝逝世后，楊樹達兩次作《哭郋園詩》憑吊，其一云：“愛才若命由天性，說項逢人信古風。記得后堂絲竹日，通儒座上有成童。”此詩楊樹達自注說，葉德輝父親六十大壽時，葉德輝執小門生禮請王先謙上座，又請王先謙的熟人作陪，意思不僅在尊師，還有意將十六七歲的楊樹達引薦給王先謙，陪侍諸老。師門三代，此日融融。楊樹達感慨道：“余生平兩見葵翁，此為第一次。稍長，頗能讀葵翁書，其因緣實始以此。”1914年，王先謙居長沙涼塘鄉，楊樹達親往拜謁，見王先謙“猶孳孳著述不少懈”，不禁嘆服“前輩好學之勤”。
少年時期受到葉德輝等老輩的提攜和教導之恩，楊樹達銘感終身。1928年8月6日，距葉德輝遇難一年零四個月后，楊樹達回到長沙老家，聽聞葉德輝兒子葉啟倬述說葉德輝遇難經過，楊樹達為之郁抑難安。1928年8月10日，楊樹達“到郋園師家拜師靈”。此后，楊樹達一旦讀到葉德輝的詩作，早年的溫情回憶便不自覺涌上心頭。如1944年2月13日日記載：“晨翻閱郋園師《詩文鈔》，《還吳集·懷人詩》中先后二首及余，其中絕句一首注言余息交游，終日闃然。余少壯時癡憨之狀如此，亦可笑也。”
對湖南人，楊樹達懷有深情，但對湖南人的某些作派，未必許可。楊樹達1939年5月21日日記回憶錢玄同所言云：“君治學語必有證，不如湖南前輩之所為。而做人則完全湖南風度也。邵西做人脫盡湖南氣，而為文字喜作大言，全是湖南派頭也。”可見，楊樹達以做骨鯁的湖南人而驕傲，對肆意放言的湖南治學風格則不以為然。
楊樹達試圖重塑實證的湖南學脈，其1944年6月1日日記云：“太炎先生嘗云：‘三王不通小學。’謂介甫、船山、湘綺也。三人中湘士居其二。余昔在北京，曾與星笠談及此，余謂此時吾輩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當歸里教授，培植鄉里后進，雪太炎所言之恥。星亦謂然。”因為章太炎說王夫之、王闿運都不通“小學”，楊樹達深以為恥，故與好友曾運乾（星笠）慨然發愿專力于傳統“小學”研究，期以為湖南雪恥。
晚年楊樹達曾有詩云：“生平耽述作，幸不謬通人。”自注云：“先輩如梁任公、章太炎二先生，并世聞人如張君孟劬、陳君寅恪、胡君適之、郭君鼎堂，于余所著書皆有過獎之詞，雖西方人治漢學者，如瑞典之高本漢君、蘇俄之阿利克君亦然，至好如余季豫、曾星笠二君，又阿好不待論矣。”后楊樹達在民國時期榮膺“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又擔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可說在學術上為湖南人爭得榮譽，也達成了早先與曾運乾為湘學雪恥的誓言。
稍傳所學于鄉里
在1937年8月2日湖南大學聘書送達之前，楊樹達已與湖南大學結下不解之緣。
1932年12月20日，楊樹達在湖南大學演講《說文形聲字聲類有假借之說》，“諸生頗為動容”，時在臺下聽講的曾國荃玄孫女曾憲楷對此印象頗深。兩年后，已在燕京大學讀研究生的曾憲楷在火車上偶遇楊樹達，一見即識。此期北方局勢不寧，湖大窺得消息，已有邀請楊樹達擔任教授之議。1933年1月17日，時任湖南大學教授的駱鴻凱便對楊樹達表達了“如因北方事不往清華，則湖大當請講授”，而楊樹達在考慮之后，最終并未答應。
湖南人對楊樹達的學問終是敬佩，請他回湘教書的熱情始終不減。1936年底，湖南大學的學生就要求黃士衡校長禮聘楊樹達、周鯁生、皮宗石三人為湖大教授。不久，皮宗石回到湖南大學擔任校長。時值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楊樹達回到長沙，曹典球等湘中耆宿再度邀請楊樹達到湖南大學任教。起初楊樹達擔心和時任湖南大學校長的皮宗石心存芥蒂，未敢應允。后經曹典球等人斡旋，告知皮宗石已無成見。楊樹達因此頗為心動，5月21日日記載：“家居講學，一可以奉衰親，二可以傳所學，亦未為不可，但不知清華能允與否耳。”不久之后，皮宗石親來走訪，請楊樹達留湘任教。楊樹達遂下定決心，到湖南大學任教。這年八月，摯友曾運乾也接到湖南大學聘書，兩人從此開始在湖南培植鄉里后進的教學生涯。
彼時的楊樹達肯定不能逆料，他后半生的教育事業將永久定格于湖南。盡管其間不無波折，如1938年7月17日日記載：“佩弦來書，邀余返清華服務，聘書不日寄來。余去歲到湖大固緣親病，亦因倦游，欲在里中稍傳所學于鄉里后進，然而時局日緊，九江、南昌危在旦夕，又生平積蓄盡在新居，一旦停職，則將成餓莩。欲往則違宿志，欲留則危險實多，此中忐忑不寧，真無可如何也。”1938年的湖南，局勢危急，朱自清來信邀請楊樹達重回清華大學任教。楊樹達對此頗感躊躇：去昆明的清華大學任教則違背了“稍傳所學于鄉里后進”的志愿，但留在湖南，則面臨生存的危險。幾番思量，楊樹達毅然決定留在湖南。
抗戰期間，遷至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也屢屢來書禮聘楊樹達，但楊樹達并未答應。及至抗戰結束后，武漢大學再度來請，楊樹達1945年9月17日日記云：“今戰局已解，而余欲離湖大，心又有不能恝然者，以與余歸教鄉里子弟之意相反也。若至武大，則湘生往游甚便，故余今復書，謂可去，但不必勉強耳。”后因與武大教務長皮宗石關系不睦，楊樹達最終并未前往。
通觀楊樹達日記，可見“教鄉里子弟之意”始終縈繞楊樹達心間。可以推想：若非這深重的鄉誼，楊樹達恐難終老湖南。
“湘人”的身份意識
前些年，美國歷史學家裴士鋒(Stephen R. Platt)著《湖南人與現代中國》，闡明湖南人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引領作用。而早在90年前的1935年7月14日，楊樹達演講《清代湖南文化史略》，已推闡這一歷史現象的文化根由。楊樹達那次演講的主旨為：“一論乾嘉間漢學，湘人未大受影響；二論外患之影響，湘人感覺最敏，故考求洋務以湘人為最先，魏、郭、曾氏父子；三論湘人講宋學兼講經濟，體用并進，故洪楊之役，戡定必假手于湘人。”楊樹達此論可謂高屋建瓴。
楊樹達對湖南的文化傳統有相當的關切。他關心《全唐詩》中收錄若干湖南人，也為《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撰寫湘人文集提要。在翻閱王重民所編《清文集篇目索引》，楊樹達隨即拈出其中所收湘人文集24家。文學研究非楊樹達本行，但湘人的文學成績，他時時留意。
事實上，湘人是楊樹達慣常使用的詞語和身份標簽。新結識的人如系湖南籍，日記便要冠以“湘人”二字。對優秀的湖南人，他往往以“吾湘”表達親昵之情。若行為不軌者是湖南人，楊樹達便痛罵其人為“湘人之恥”。
楊樹達以湘人自居，對湘人在全國文化版圖中占據重要位置也有特別的追求。如1943年教育部頒發第二屆部聘教授時，楊樹達12月17日日記記載法律方面戴修瓚當選，經濟學方面劉秉麟入選，遂感嘆：“湘籍占二人：戴、劉秉麟。去年部聘，法律胡元義、經濟楊端六皆湘籍，今年又然。此二科四部聘皆湘人矣。”他由衷地為湖南學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
然而對于湖南學術之不足，楊樹達也不吝批評。1947年10月18日日記載：“閱報，載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推舉院士候選人百五十人，余與季豫皆在其列，湘人凡十人余及季豫外，為金岳霖、李劍農、蔣廷黻、何廉、周鯁生、楊端六、張孝騫、曾昭掄，人文組八人，生物、數理二組各一人，湘人對于物質科學不努力可以概見，殊可嘆也。”當中央研究院院士評選結果公布后，楊樹達不僅關心自己當選，更留意湖南人所占的比例。1948年10月1日日記載：“錄院士籍貫表……湘六人中，人文組占四人，數理、生物二組各止一人，湘省科學家之落后亦可見矣。”楊樹達沒有滿足于湖南人在人文領域取得的成就，而熱望于湖南人在科學方面取得更大成績。
從各方面而言，楊樹達的學問不局限于湖南一隅，他并非地方性學者，而是全國聞名的大學者，但他學術成績的定位，放在湖南文脈傳統中獨樹一幟，有其特別的價值。陳寅恪序楊樹達《小學金石論叢續稿》稱：“百年來湖湘人士多以功名自見于世，而先生設教三十年，寂寞勤苦，著書高數尺，為海內外學術之林所傳誦，不假時會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論世知人，此可謂允當其實。
學界的楊樹達，有其不可磨滅的永久價值；湖南的楊樹達，有其始終常新的地域價值。謹以此文，紀念楊樹達先生誕辰140周年。
（作者系湖南大學中國古代非虛構文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編：劉茜
一審：劉茜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